人类社会是否会更文明？

发布日期：2015年07月24日

杨奎松（摄影：杨明）
人类社会是否会更文明？
杨奎松“历史评价的尺度”讲座笔记
文 | 李坤睿
1918年11月初，学者梁济在讨论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新闻时，曾问他的儿子梁漱溟：“世界会好吗？”
“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时年25岁的梁漱溟乐观地回答。
梁漱溟没想到，几天之后父亲就留下遗书，宣称鉴于“国性不存，国将不国”，为“唤起国人共知国性”而投湖殉道。嗣后时局的发展，看起来也与梁漱溟的乐观估计有些背道而驰。1926年，国内南北政府全面开战，1931年日本夺占东北，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更大的规模重演了一战的悲剧。即使二战结束，冷战、种族屠杀、恐怖主义等问题也层出不穷，当下的境况似乎也不像1918年梁漱溟想象的在一天一天往好里去。
二十世纪人类社会发生的一切变化几乎都与工业化及其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密切相关。还在十八、九世纪蒸汽机时代迅速开始被电气化时代所取代之际，许多欧洲学者一度有理由相信历史在朝着进步的方向发展，尽管他们衡量进步的标准各不相同。然而，科学技术的发展似乎不但没有带来与之相匹配的社会进步，反而在二十世纪引起了重重劫难。在自然科学界，量子物理学的突破也使确定性不再成为教条。无论是确定性的动摇还是社会灾难的频现，都使此前思想家们深信不疑的进步史观受到严重挑战。在历史学界，就连后人能否客观了解历史真实的问题也受到了质疑。对历史目的论和决定论的否定，以及对“进步”话语的解构，导致当今不少历史学者连谈论进步史观都会觉得太过老土了。
但是，我们真的应该变成历史相对论，亦或历史虚无论者，把所有看似和宏大叙事、客观性、决定论之类的史观，一股脑儿地都丢到爪洼国里去吗？在今年6月以“历史评价的尺度”为题的系列讲座中，一向在现当代史耕耘的杨奎松老师破天荒地就这一史观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人类社会真的不存在向进步发展的趋势吗？杨第一讲讨论的就是人类野蛮的历史，题目叫“人类野蛮的理由”，旨在从历史的视角来回答：人类为什么野蛮，以及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历史条件下野蛮的程度到底如何？
他从当今世界看上去最容易被人们视为从文明到野蛮的大倒退的种种现象谈起，历数了二十世纪最残酷血腥的各种战争、屠杀及其非正常死亡的情况，并列表对照了二十世纪与十九世纪，以及十九世纪与此前人类社会2000年间死亡人数最多的那些战争与屠杀事件，证明中外学者较为流行的所谓十九世纪是文明世纪，二十世纪是野蛮世纪的说法，并非毫无道理。
但他提醒说，这种对比只是一种表面现象，需要注意的是：第一，十九世纪的所谓文明其实主要局限在英国主导的维也纳体系范围内，同属欧洲的奥斯曼帝国范围内依旧是战争与屠杀不断。第二，十九世纪维也纳体系国家只对同属白人种族的欧洲国家文明，对欧洲以外的有色人种并没有停止战争与屠杀。第三，二十世纪战争、屠杀较前频繁，导致死亡人数骤增，与民族国家大量产生，现代科技高度发达，以及资本主义全球化所带来的族群、阶级间矛盾冲突加剧的复杂情况，密切相关。二十世纪以前只拥有冷兵器的非洲、拉美等落后族群只有被征服或屠杀的份，如今世界上任何角落的土著部落却都可以运用现代武器装备，利用通讯卫星来反抗征服者，由此形成的冲突与战争的惨烈程度自然不同以往。但第四，二十世纪一战、二战的爆发，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后起列强如德奥或德、意、日同盟向维也纳体系国所倡导的国际关系准则及其国际关系协调机制挑战的结果，通过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二战，胜利一方继续坚持、扩展并强化维也纳所开创的国际和平秩序理念，亦显示出公理并非全然输给了强权，文明的观念和力量迄今不仅占据着优势，而且对于二战后在文明观念基础上加以完善的国际秩序和国际法原则，大多数国家至少在相当程度上也保持着共识。
基于上述分析，杨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看法，即“文明”与“野蛮”的对立本质上还是人类社会历史进化过程的阶段性现象。十九世纪欧洲版图内战争所以大幅减少，一个重要原因是欧洲最先发展起来的工业国英国等，开始意识到维护和平及保护人权的重要性。相反，同在欧洲范围内，处于较边缘，且发展落后的奥斯曼帝国，就跟不上欧洲发达国家的这种观念。同样，十九世纪，乃至二十世纪前半期的英、法等发达国家，事实上仍未改变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观念，因而其维也纳体系亦并不限制欧美列强继续扩大和争夺殖民地。但在民族国家兴起的大背景下，新兴的欧亚列强，如德、奥，以及后来的德、意、日等，为争夺殖民地，也就势必要挑战这一体系，包括一战后建立起来的凡尔赛体系。直至两次世界大战削弱了大部分列强，至1940年代上半期大西洋宪章的发表与联合国体制的建立，宣告尊重民族及人权平等，殖民主义因此逐渐退出历史舞台，靠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来解决利益之争的国际政治生态才算告一段落。

（摄影：Muto）
通过回顾人类由野蛮到文明的发展历程，杨持相对乐观的态度。他对人类历史上的“文明”与“野蛮”作了这样的界分——只有在现代社会发展条件下，人类才可能逐渐摆脱“野蛮”而走向“文明”；而所谓“文明”，核心即在于人开始能够从有利于维护人的尊严与权利，而不是仅仅是着眼于族群的、党派的或国家的利益角度来考虑问题。不仅如此，衡量历史上任何一种制度、体制亦或国家、社会、组织等价值如何，历史研究的着眼点都应该是人的境遇及其发展的可能，而不应是前者。可以肯定的是，当人还无法脱离血缘和整体自由流动的条件下，所谓“以人为本”是无法实现的。现代文明的思维方式，离开了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所带来的人类相互之间密切交往、共同生活，离开了人们相互间大体相当的生产、生活水平，几乎不可想象。即使在当今条件下，人们也很容易发现，离现代生产方式及生活方式愈远的人群，往往愈轻视人权和生命权；反之则对人权及生命权愈趋向于重视。
然而，杨没有简单地回到进步史观。在谈及认识及解读历史应该把握的“进化”尺度的时候，杨注意区分了“进化”与“进步”的区别——从千年万年的长远观点来回顾人类社会的进化历程，无疑能发现进步的趋向；但就几十上百年而言，这样或那样看似进化的发展，却未必会带来人权状况和人权观念的改善。比如，像十九、二十世纪民族国家的普遍兴起，虽然是人类社会历史进化的一种产物，但对大多数落后民族或族群来说，一旦把自己的国家建立在某种血缘文化关系的基础上，一部分人的权利，包括生命的权利，有时不仅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反而还可能因为这种划分而受到歧视，甚至是伤害。更不必说这种民族国家的划分，还常常会制造出许多族与族、国与家之间的对抗、冲突与仇恨来。在杨看来，当今的很多问题都体现了进化与退步兼而有之的情况。因此，人类社会固然有“文明”的前景，但如果忽视了对人类生命、权利与尊严的尊重，就同样存在着归于“野蛮”的可能。
那么，应该如何避免出现“进化却退步”的情况呢？就这一点而言，杨的看法显然又不那么乐观了。因为，在他看来，对人的权利和生命的尊重，离不开整个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生活水平的现代化。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未必会导致冲突和战争，但因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发展程度不同所造成的思维方法以及文化观念之间的差异——换言之，即不同文明程度之间的差异——却很容易产生对抗甚至引发战争。
由上不难看出，杨的讲座虽然着眼于历史，却带有明显的现实关怀。而他所提出的认识、解读历史的视角和方法，不仅对我们看待和理解历史有帮助，对我们了解和观察当下社会，无疑也能提供某种有益的启发。
-END-